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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国大学为何让人怀念?

 

民国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时代,一方面战火纷飞,物价飞涨,民不聊生;另一方面这一时期文化、科学相当繁荣,大师辈出。我每次读有关民国大学和民国大师的著作,几乎都会热血沸腾,深为民国大学的坚守和民国大师的精神气度感动。

民国大学教授对校内事务有充分的发言权


民国大学的重大事项主要由教授会和评议会决定。教授会是由全体教授、副教授组成的议事机构,评议会则由校长、教务长和教授会选出的教授代表组成。

我们不妨以清华大学为例,看看教授会、评议会干些什么。1926年4月15日,清华教职员会议三读通过了《清华学校组织大纲》,大纲设了两个重要的权力机关,一为评议会,一为教授会。

教授会的职权是:1.选举评议员及教务长;2.审定全校课程;3.议决向评议会建议事件;4.议决其他教务上公共事项;5.讨论决定由评议会以三分之二通过提出对本组织大纲之修正案。

评议会,则由校长、教务长及教授会互选出的评议员共7人组成,校长为主席,职权范围是:1.规定全校教育方针;2.议决各学系的废立与变更;3.议决校内各机关的废立与变更;4.制定校内各种规则;5.委任财务、训育、出版、建筑四种常设委员会委员;6.审定预算决算;7.授予学位;8.议决教授、讲师与行政部各主任之任免;9.议决其他重要事项。

此外,各系的主任,也由该系教授、教员于教授中推举,任期二年。甚至出任院长和校长的人选也得事先征询评议会的同意。

由此可见,教授会、评议会掌控了学校的教育方针和人、财、物之权力。评议会职权中的第一、二、三、六项,评议会必须征求教授会的意见,如果被教授会以三分之二否决,就要复议。也就是说教授会对评议会的权利是有制衡的。

我们不妨看一次教授会的具体的开会情况。1926年4月19日晚上,在清华的科学馆212号教室,清华历史上的第一次教授会如期举行。到会的教授有47人,占了教授会人数的78%,而且发言非常热烈。

比如选举教务长的过程。会场上由余日宜教授与赵元任教授建议:在第一次和第二次票选时,通过者须超过三分之二多数,而第三次票选半数通过就可以。另有陈福田教授主张采用不记名投票方式,大家都赞成。

结果,梅贻琦在第三次投票时获得33票,成为清华有史以来第一位民主选出的教务长。接着,教授会和评议会不断开会,设计各学系的设立,选举系主任,研究课程大纲。

后人从清华名教授吴宓留下的日记中,可以看到赵元任、陈寅恪、李济、金岳霖等中国大牌教授如何频繁私下聚会,讨论学校事务,商量各种难题的处理方法。做学问的人并非只是对学问感兴趣,当他们的意见可以对校内权力运行发生相当影响,他们的“参政议政”意识会非常强烈。

民国大学课堂教学非常自由
民国课堂的教学自由出乎人们的想象,一是教同一门课的教师可以选用不同的教材;二是老师教课的方法充分自由,没有谁来干涉;三是许多时候考试完全由任课老师说了算。

当年的暨南大学办在上海,马来西亚作家温梓川曾是那所学校的学生。据他回忆:翻译家钟作猷早年在暨南大学教英文,他选用的教材是牛津大学出版的《黄金库》诗选,他教课几乎天天读诗,有时也选一些小泉八云的诗歌讲义发给学生作补充读物。

碰到他高兴,还会选译郁达夫的小说与徐志摩的诗歌,叫学生对照读,看有什么地方译错没有。由于教学内容极其丰富,方法灵活多变,深受学生欢迎。

钟作猷去英国爱丁堡大学留学后,接替他的是戏剧家顾仲彝。非常奇怪的是,早在学生时代就因自编、自导、自演《朝鲜亡国恨》、《云南起义》、《中国魂》等戏剧名噪一时的顾仲彝却不选戏剧做教材,而要选《伊利亚随笔集》和莎士比亚乐府,并且在课堂里完全不谈戏剧。

著名戏剧家洪深当时也在暨南大学教英文,与顾仲彝不同,洪深最喜欢用戏剧做课文。他教英文简直像演戏,声音又特别抑扬顿挫,仿佛是在舞台上念台词,有动作,有表情,把学生们迷死了,上课时教务部门非得给他安排科学馆的大教室才行,就是大教室也常常挤得水泄不通。

老师的课如何教,也一切悉听尊便。民国史作家傅国涌有一篇文章介绍:清华大学外文系主任王文显是剧作家,也教的是戏剧。王文显讲课的方法是照他编的讲义在课堂上读,年年照本宣科,从不增删,不动感情,给人的印象“仿佛是长老会的牧师在主持葬礼”,下课钟声一响,他马上离开。王文显的学生、著名电影导演张骏祥晚年说:“回想起来,他那份讲稿倒是扎扎实实,对于初接触西方戏剧的人来说,是个入门基础。”

吴宓上课则是另一种风采,温源宁说他“讲起课来就像罗马舰船上的划浆奴隶在做工”,讲课涉及到的引文,别人都是照着参考书朗读,或抄在黑板上,而他总是背诵出来,讲解什么问题,他会像军训教官一样,“第一这个”、“第二这个”……有条不紊,虽然有些枯燥,但不会言不及义。

他上课很有个人见解,也有可能说得不对,但不会言之无物。他不绕着问题走,而是直截了当把脚踩到问题上去。

叶公超讲课最有意思。他上课从不讲解,只让坐在前排的学生,由左到右,依次朗读课文,到了一定的段落,他大喊一声“Stop”,问大家有问题没有。没人回答,就让学生一直朗读下去。有人偶尔提一个问题,他断喝一声:“查字典去!”这一声吼大有威力,从此天下太平,相安无事。

那时在学生中最叫座的是张申府的逻辑学,张申府的逻辑课很少讲逻辑,而是骂蒋介石,简直成了热门的政治论坛。张申府用一口并不浓重的河北中部口音讲课,听课的人很多,拥护的来听,反对的也来听,不但课堂中挤满了人,连窗口也站着人。

民国时期的考试也不像后来那样追求整齐划一。上世纪二三十年代,钱玄同在北京大学、北京师大做教授。钱玄同的课上得特别好,口若悬河,滔滔不绝,深入浅出,条理清晰,不带书和纸,只带一支粉笔,而讲每一个字的起源,从甲骨、钟鼎、大小篆、隶,源源本本,手写口谈,把演变的经过,旁及各家学说,讲得清清楚楚。

张中行他们读书时,曾以口才给老师排名次,结果是胡适第一,钱玄同第二,钱穆第三。钱玄同上课如此认真,对点名、考试却轻描淡写。据他的学生回忆:钱玄同每次上课,从不看学生是否缺席,而是用笔在点名簿上一竖到底,算是该到的学生全到了。

钱玄同对待考试也很有意思,学校规定要期考,钱玄同期考却不阅卷。学校只好刻个‘及格’二字的木戳,一份考卷封面印一个,只要曾答就及格。有时,钱玄同也会阅卷,不过他是按点名册的先后,六十分、六十一分这么批下去,如果选这一课程的学生是四十人,最后一个就得一百分,四十人以上呢?重新从六十分开始。

民国大学积极延揽优秀教学人才
梅贻琦先生说过:“大学者,非谓有大楼之谓也,有大师之谓也”,大学是培养人才的,它自己首先得有人才。北大校长蔡元培、清华校长梅贻琦、南开校长张伯苓都是延聘人才的典范。

比如为了聘请陈独秀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,蔡元培去陈独秀所住的旅馆跟他商量,碰上陈独秀午睡,他就搬个小凳坐在门口等他醒来。

为了延揽人才,梅贻琦曾主动到陈寅恪家里商讨聘请中国文学教授事宜;敢于当面与蒋介石对骂的刘文典被迫离开安徽大学,梅贻琦随即请他担任了清华国文系主任;工学院院长顾毓琇也是梅贻琦亲自邀请的。

据说,抗战时,梅贻琦常到顾宅,无需打招呼,顾如不在,他就自己做东西吃,宛如回到自己家里。张伯苓当年为了留住教经济学的何廉教授,专门为他设立一个研究所。

20世纪30年代叶企孙提携华罗庚更是传为佳话。某次,熊庆来看到华罗庚一篇论文,觉得写得特别好,推荐给理学院院长叶企孙。叶企孙认真看了华罗庚写的3篇论文,觉得是个人才,决定将其调来。当时调华罗庚来算学系,阻力极大。

一是华罗庚只念过初中,是浙江金坛县(现归江苏)中学的勤杂工。二是华罗良腿有残疾,走路时必须左手执拐,右脚先迈,左脚得在空中划一个圆圈才能落地。

叶企孙力排众议,坚持将华罗庚调来,他说:“我希望大家认真看看华罗庚先生的论文再说话。他来清华后,我们曾经交谈多次,每次我都颇受教益。以我个人的判断,不日之后,华罗庚会成为我国数学界闪亮的星辰,我们清华会引以为荣的。至于他的残疾,这正是华罗庚的骄人之处。有人说他走路是‘圆和切线的运动’,是的,华罗庚先生就是为数学而生。我们清华大学应该为拥有这样一位独特的人物而倍感自豪!”

在叶企孙的支持下,华罗庚当上了算学系的助理员,任务是整理图书报刊、收发文件、代领工具、绘制图表等。不久,叶企孙又破格提升他为教员,几年之后又送他到英国留学,华罗庚从此走向了国际数学舞台。

民国教授特别关心学生
民国时期也是国家危机四伏的时候,教授们的责任感、使命感极其强烈,他们将培育人才视作知识报国的一个重要环节。

沈从文先生曾在西南联大任教,他在联大开过三门课:各体文习作、创作实习和中国小说史。各体文习作是中文系二年级必修课,其余两门是选修。

沈从文教《创作实习》时经常给学生布置作文,然后认认真真批改,在学生作业后面写很长的读后感,有时会比原作还长。这些读后感有时评析本文得失,有时从这个习作说开去,谈及有关创作的问题,写了读后感,还会介绍学生去看一些与他们所写作品相近似的中外名家的作品。这些书都是沈先生亲自找来,带给学生的。

他每次上课,走进教室时,总要夹着一大摞书。学生习作写得较好的,沈先生就做主寄到相熟的报刊发表,邮费他自己承担,经他的手介绍出去的稿子不计其数,汪曾祺在1946年以前写的作品几乎全部是沈从文先生寄出去的。

沈先生讲《中国小说史》,有些资料不容易找到,他就自己用毛笔抄,筷子头大的小行书抄在云南竹纸上。这种竹纸高一尺,长四尺,并不裁断,抄得了卷成一卷,上课时分发给学生。

沈从文这种对学生的关怀,在其他老师身上同样有所体现。1945年美国在日本投放了两个原子弹。由于看到了原子弹在战争中的巨大威力,这一年年底,蒋介石先生找了吴大猷、曾昭伦、华罗庚到重庆去。

这三位学者,吴大猷是物理学家,曾昭伦是化学家,华罗庚是数学家。蒋准备给他们一个大礼堂和十万美元,要他们做一个原子弹。吴先生说原子弹是研究的,不能只在一个大礼堂炼一个弹,应该先派人出国考察一下科技。

46年他们三位教授带了五位研究员,这五位研究员是朱光亚(物理)、唐敖庆和王瑞诜(化学)、孙本旺(数学)和李政道。事实上研究员应该是大学毕业生。

可是李政道那个时候一年级在浙大,45年二年级转到云南昆明西南联大,不够学历,后来在吴大猷的极力推举下,李政道得以赴美留学,并在50年代与杨振宁一起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。

文:游宇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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